“沙总，这就是你对国企涉及到民生二字的理解？”王凡还不肯罢休。

“嗯，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涉及到我们国企职工，企业属性如果越来越重要，甚至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逐渐被剥离，那么是不是应当对之前他们的付出做出一些补偿，比如企业现在彻底推向市场了，要和市场经济接轨了，但是原来职工短期内无法适应，可能面临种种问题。”

沙正阳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异常严肃，格外认真。

前世中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国企改革攻坚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谓凤凰涅槃。

如果没有这一轮国企改革攻坚，也就没有未来的中国经济向好的基础。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国家在考虑其负面影响时，仍然有所不足。

这可能是时代局限，谁也没有遭遇过这种局面，在沙正阳现在看来，从民生层面的政策兜底和社会保障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下岗失业，降薪转岗，重新技能培训，这种种角色转换对于职工个人的心理冲击，对他们所在家庭的冲击，结合起来就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性问题，中央需要严肃而认真的考虑，需要为他们划定一道维系他们生存和尊严的底线，这道底线应当由中央政府来保障。”

这又是一番振聋发聩的观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作为企业的角度，而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国家，从中央的高度！

似乎是注意到了自己的话题跑偏，沙正阳略微收了一收。

“不好意思，我有点儿激动了，话题也扯得有点儿远了，主要是我所在的长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即将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完成了对三大煤业的三产业务整合，长川实业的职工人数将超过万人，管理团队竞聘只是第一步，而且据我所知，所有参与竞聘的团队都提出了减员增效，裁汰冗员的措施，而且最低标准都是要裁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也就意味着会有两千五百人以上的职工将要离开他们现有的工作岗位，有二千五百个家庭的顶梁柱丧失了收入，那么这会对这二千五百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性体系性的政策来保障兜底，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他们未来的就业生存问题，这将极大的损害我们党和政府在他们乃至他们背后的家庭成员这样一个巨大群体中威信和形象，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稳定压力，这一点绝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