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义之前，筹备革命的委员会中，以斯维尔德洛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们几乎占据了大多数位置。不过在确定了起义时间之后，为了保住中国革命的纯洁性，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动让出了自己的位置，好让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起义之后能够公开亮相于外界。

只不过吴川也知道，如果让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彻底退出革命委员会这就是个灾难，因为中国的革命党人根本组织不了这样严密的革命计划，而他们的服从性和纪律性也堪忧。说到底，中国的革命党人缺乏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而布尔什维克们则早就过了这个幼稚的阶段，已经开始摸索如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了。

所以在吴川的变通下，布尔什维克们虽然辞去了革命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依然以顾问的形式负责着各部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作为吴川的助手，斯维尔德洛夫所处理的革命委员会事务其实要比吴川自己处理的事务多了十倍不止，但革命委员会却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有效率的高速运转。

哪怕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们再怎么提防的中国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当前的革命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这位俄国人。假设真要把这名俄国人手上的工作抢过来，那么他们起码得要组建一个十多名杰出委员存在的机构来分担斯维尔德洛夫现在处理的日常事务。

面对这样一个精力和能力都让人难以匹敌的杰出人物，即便是异常反感外国人插手中国革命的委员，也是能够认真的听取对方的意见的。

在吴川坚定的表现出对日的强硬态度之后，在座的委员们自然知道自己是无法说服这位越来越得到革命军和基层革命党人欢迎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假设这场革命的30%功劳归公于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人，那么剩下的70%中，吴川一个人可以占到八成，而其他人只能占到二成而已。

当然，这样的功劳分配方式只是委员们的想法，在革命军和基层革命党人中，大家都是自动忽视了俄国和德国人的帮助，而直接把这些功劳算在吴川头上的。在他们眼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就是吴川个人的决定，自然革命的成功就是吴川的成功。

这种受传统思想影响，功罪都归于一人的想法，正逐渐将吴川和其他革命党人分开，令其成为了革命的唯一领袖。正如同在同盟会建立之后，虽然内部一直在分裂，但是国内的革命党人还是把孙中山视为了革命的领袖过程一样。

而和同盟会成立之前，各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