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煜用的这个典故，是战国时候秦孝公故事。

当时身为世子的公子驷攻击新法而获罪，依律当坐以劓刑。秦孝公既不想破坏秦法的威严，又舍不得这个儿子，最后还是商鞅只能自己圆场，说：太子犯下这等罪过，其实是师、傅的过错。

最后，惠文王的两位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被割掉了鼻子，作为太子犯法的惩罚。因为公子虔是秦国近支宗亲，姓赵氏，地位更高，故而后世只将他作为代表拿出来说事。

“这是将圣上比作孝公，将殿下比作惠文王，而自比公子虔。”刘若愚一一指明道。

“如此一来，他便扯起了好大一面道德大旗。”朱慈烺吐出四个字：“丧心病狂。”

在有明一朝，普遍舆论认为祖龙始皇帝是个暴君，秦国是个不义之国，然而对于秦孝公的看法却基本是正面的。因为秦国能够从一个西戎蛮国，一举成为天下战国，正是以往内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相比起宋儒死咬祖制不肯放松，明朝的士大夫对于变法的态度却要宽松得多。故而弘治、隆庆、万历皆有较大变革，却没有出现所谓新旧党争之类麻烦。

秦惠文王的形象固然没有其父孝公那么鲜明，但他车裂商鞅，是为文治；攻取河西、上郡、巴蜀、汉中，打通了前往中原的通道，是为武功。可以说仍旧是个英明之主的形象。

太子说的“丧心病狂”，却是因为项煜将其他所有可能反对这份奏疏的官员，都划入了“商鞅”一类。

的确，商鞅在儒教社会里，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虽然集法家大成的韩非、李斯都是大儒荀卿的弟子，但商鞅作为法家提纲挚领的旗帜，一直是极具争议，毁誉参半。他的功绩不容抹去，但“日杀八百、渭水泛红”这样的行为也不能让时儒接受。

除非如张居正这样不顾物议的雄才，否则谁也不肯被人称作“商鞅”的。

要想不做商鞅，那就只有顺着他项水心的思路走，功绩太子身边的近臣；或者袖手旁观；再或者，便只有直接攻击太子了。

攻击太子这种傻事对于皇明的官员来说，是绝对不可碰触的红线。

他们就算想换个太子，也只能如项煜这般拐弯抹角攻击太子身边的人，或者等有了机会去力捧永王、定王。在剩下的两个选择中，要么成为攻击东宫近臣的同盟军，要么就只能干瞪眼看着，绝不会成为太子的人。从兵法上说，项煜这一笔可谓围点打援，寻常中材之士已经无从破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