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的意义就是非凡。至于其中有所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仅以这一点来说，那么桑充国的《汴京新闻》也是知道，所以在传出来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条例》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表示欢迎。

虽然新党中也有人在担心《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许多麻烦，但是大家也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

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颇有兴趣，再去争执，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个道理，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的。加上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老想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这时候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一批潜在的支持者的力量，实在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的话，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条例》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诸寺监、翰林学士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石越上《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听石越读过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早就料到皇帝会不高兴，也并不怎么着急，出列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这话一出，真是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份。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了。

赵顼也奇道：“你这不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