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初从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成回国，2月份到了申城，随后中央将这封信交给我，让我送到湘赣边界。

结果到了半路上收到了红四军主力下山的消息，经过几番打听，方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赣南，时间上就给耽误了。”

刘安攻到来的第二天晚上，从各地赶来的前委成员凑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会上这位新来的特派员，首先介绍了一下自己过来时的经历。

历史上红四军一月份下山，二月就到了赣闽之间的山区，同时与闽省组织取得了联系，使得中央与前委的联系反而便利了不少。

可眼下则不同，因为通信的落后，在中央写信并派人送来时还以为红四军会一直在槿甘山，结果这边三月初下山，三月底已经到了赣南。

阴差阳错之下，导致刘安攻晚了一段时间方才抵达，包括那份二月来信，也因为未能通过闽省省委传递，而变成与刘安攻同时送到。

（关于二月来信有一种说法，先是闽省送来了一封，后来不久刘安攻来到赣南，也带来了一封，内容一致，可能是中央为了保证信息能够顺利传达而采取的手段。）

这个不打紧，平安来了就行，安攻同志刚到瑞金，对这边的情况还不熟悉，先休整一下为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工农兵学院上上课嘛。

听说你是柏林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的，又上了苏联的军校，懂得肯定不少，正好给我们的学员补一补。

现在赣南根据地百废待兴，就少了你这样的人才来当我们的教员哟。

李润石看着手中的这封来信，发现与之前程刚所言没有太大的差异，好不容易按捺住了皱眉的冲动，不动声色地提起对刘安攻这位特派员的工作安排。

既然了解这段历史，程刚自然不会丝毫准备都不做，事实上，早在3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前委中通报了二月来信和刘安攻的情况，当然了，为了避免蝴蝶效应带来的误差，他并没有说得特别详细。

不过因为这封信件本来就是依据共产国际布哈林书记在“六大”的报告而来的，所以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太大，两相对比之下，这就让李润石更加相信程刚的描述，同时也显得更犹豫了。

毕竟，如果按照程刚所言，刘安攻在政治上很有可能过于呆板，但之后前委肯定不能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办事，如果贸然把此人的位置抬得过高，届时反而是个麻烦。

为了以防万一，别的先不谈，首先得把这位特派员给安顿下来才是，至于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