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动，因为各种原因断断续续地执行着，一直到了前年的谷田会议，红四军全体基本达成了共识，整个军队这才开始像着后世的模样发展。

而后面一场规模更大的整顿则发生在去年，六月到九月的那段时间，明面上的导火索是因为张国彪落马，使得党内不少同志对于一部分“空降干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

但实际上，这其实源自于组织内部对于不稳定的大环境，普遍产生的惶恐心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

然后再混进一些地方派和本土派之间权利斗争，就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原时空当中，矛盾是由所谓的“ab”团引发的，但李润石掌握了这些资料，自然清楚这种内部的反革命团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个别的反动分子或许存在，但若是他们真的勾结到了一起，乃至于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整个组织根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

所以在“ab团”的苗头刚刚出现的时候，李润石就和王凯配合，利用完备的通信网，把事件及时处理妥当了。

不过苗头消除了，隐患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爆发出来而已，随着张国彪案的通报，大量年轻干部被针对，甚至出现了私自关押审讯的情况。

后面又是李润石通过早早做好的准备，将审讯权从地方基层收归总前委，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调动，总计一千多人被集中到了锐京，至今仍然在接受教育和劳动改造。

相比于历史同期发生的事件，去年的整顿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没有出现成批成批杀头的惨剧，算是暂且把扩大化的歪风邪气遏制住了。

后面李润石及时结束了整顿，并且重新把组织的工作重心调整回来，并着手发动了北上行动。

随着红军堪称史诗般的大规模作战，以及连续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军民的信心得到了大幅提升，原先众人心中，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心理，也就此消散掉了一部分。

但这并不代表整个组织从此开始，便可以笔直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大环境变得愈发安定之后，一部分人的作风又开始散漫起来。

所以李润石也好，程刚也好，都看得出新一轮的整风运动已经迫在眉睫了。

最初程刚是打算以学习对抗懈怠，通过掀起学习热潮，带动整个组织积极向上的风气，从最近的观察来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时代知识始终是相当匮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