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条件较之申城居然还要更有利一些，所以这个限制条件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了，通讯的问题只能算作次要考虑，最重要的应该是安全性。

当初常凯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央驻地被临时转移到了江城，就是因为党内不少人寄希望于，汪精伪这个果党左派的领袖人物能够与土共继续合作，但很快宁汉合流就给他们打了狠狠一巴掌。

所以接下来中央就不得不迁入申城，依靠这边租界的特殊性确保组织活动的安全，虽然说起来有些耻辱，名义上掌握了夏国政权的金陵政府，根本就没法把手伸入洋人的地界当中。

即便他们想要抓人，也得依靠巡捕房先把人抓住，然后再转交到果党手中，这其中就给土共留下了不少的操作空间。

但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奈之举，除去少部分艺高人胆大，以及一些完全不在乎暴不暴露的人士，大部分同志在租界当中都必须谨言慎行，时常心惊胆战，说得难听点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若是只有少量地下党的人员如此也就罢了，但一个党最核心的若干机构，从上到下全都长期处于这种水深火热的憋屈状态之中，正常人都知道肯定受不了。

这里面，党员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换成是果党那些家伙，那么诸如顾瞬漳这般的例子，怕是刚刚转移到租界还没几天就会爆出来，但土共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了数年之久。

但话又说回来，现实的压力还是让很多人急于改变如此不正常的状态，只不过限于时代的眼光，党内主流意见始终是希望能够尽快占领一处核心城市，最好能够沿海，以复制先前北伐的成功案例。

比如三年前的洪城起义，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带领部队南下粤省，哪怕不能夺取羊城，也要占据循江。

只可惜不止洪城起义军大部分先后溃散，就连好不容易发动的羊城起义也在果党和列强的干预下惨遭重创，最后两边余部合为一处，即王凯带上槿甘山的那支部队。

所以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前人（常凯申）走完这条路之后，第一反应肯定是首先把路给堵死，绝不给后人留下任何机会。

但党内不少同志始终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到今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同样也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延续。

当然了，哪怕是已经接连受挫，能够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并且敏锐发现应该转而从农村出发的同志，到底还是少数。

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