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就说了，叫大家来是来商量事情的，丝毫没有勉强的意思，有什么都可以直说，如果以后有谁因为今天说话被追究了，我登门磕头赔罪，你们也可以骂我杜文浩祖宗十八代！没问题的！”

听了这话，那老汉把心一横，说道：“好！既然大老爷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老汉再不遵命，就太不成话了。反正我身家性命也都是大老爷领兵解救的，要不是大老爷剿灭了番军，我一家老小都死光啦，更别说粮食了，老汉我今年也七十了，也不怕啥的……”

杜文浩苦笑：“别担心，我用我的信誉给你打包票，保证你言者无罪，绝不追究。”

“多谢大老爷！”那老粮商躬身道，“我们大伙担心的，是大老爷说的这公司，咱们都没见过，也没参加过，大老爷这么说了我们自然信得过，但是，将来大老爷走了，换了一个官，他的主意又不一样，我们就怕一旦把钱粮投入进去，到时候血本无归。”

既然老粮商打了头炮，哪些粮商们也都纷纷附和，表示了担忧。

杜文浩有些傻眼了，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度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最早出现的时候，哪些国家民主意识已经比较强，共和民权氛围已经比较浓厚，法律意识也强于中国。他们的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

而中国君主专制政权存在了两千年了，从来都是人治，几乎不存在法治阶段，从君主到民众，法治意识都很单薄，而公司制度恰恰需要完善的法律规定作为后盾，才有可能发挥他的作用，比如股东的有限责任，只有在法治环境下才能得到保障，但是，在人治环境里，官老爷说了算，官老爷说让股东承担责任，谁敢不听？

杜文浩当然不会就此作罢，法治也是从人治开始的，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候也不可能是法治社会，也都是从人治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许自己能从雅州开始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只要不涉及皇权，不去搞什么宪法，不搞民权运动，不危害到皇权的利益，推行法治还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工作得一步步来。

杜文浩道：“皇上已经授权本官在雅州施行变法，要变法肯定就会制定法律规范，这种规范是颁行全雅州通晓知道的，大家都可以监督。当然，各位的担心我也完全能理解。也很现实。这样吧，我再这里做个保证，在将来我调任离开雅州之前，入股的股东随时可以撤股，以保证大家的利益。这个规定也会写入我们马上要颁布的公司法之中。”

老粮商又问：“代表官府加入公司管理的，不知道是哪一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