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核心，不再是以人丁为本，也不再以均田制为核心，而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税收。

征收原则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就税少，资产多就税多。

理论上来讲，这种税制当然比按人均摊派的租庸调制来的合理的多，尤其是对于那些无地少产的民户负担更小。

中唐推行的两税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改现在这种官员不纳课的旧规，改成了官绅一体纳粮。

官僚豪强们也只能千方百计的偷税逃税漏税，而不再是光明正大的免课了。

不过李超觉得现在没有实行两税法的基础，大唐一统天下未久，租庸调制还没有露出许多漏洞，这个时候没有废除租庸制的环境。

提出户税，也不过是为了对现法进行一些修补而已。

李超提出，免除色役，推行户税的同时，也推行地税。

地税就是原来的义仓粮，现在朝廷要直接把这个义仓改为地税，更加的正规化，以加强地方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

把义仓粮直接改名为地税，名为税，就是把这个本来属于民众存粮备荒的事情，改成一项严格的税法。

租庸调制度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和不定居的商贾等都有一定的免除特权，而李超却是准备皇帝以下，不论王公贵戚，品官勋爵，一律都要交税户税和地税，没有田的商户，也要按资产分户等，交纳户税和地税。

“地税亩税二升，以田产多少定纳税数额，有多少田就纳多少地税粮。”

末了，李超又对李世民加了一句，“无上限！”

“地税之粮，不可以钱代纳，非灾荒之时，不得开仓取粮。”李超再加上一句。

义仓原本就是为赈灾储粮，因此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备粮防灾的，这些粮食属于战备救灾用粮，平时不能动用的。

这次大灾，粮食储备上朝廷吃了大亏，因此上下都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李超提议把义仓粮直接改为地税，纳入朝廷的税收系统，就是为了把这些粮食的重要性提升。

历史上，唐朝天宝年间，粮食储量大增，一度达到极可观的数字。

史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天下储粮米9606万石，其中义仓6317万石，占了65%以上，地税的财政地位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