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的问题，说麻烦也麻烦，但真要解决起来，其实又并没有多难。

现在参加革命的同志，大多还只有二三十岁，年轻冲动甚至犯些左派幼稚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们成熟的速度同样快得惊人。

而且，这时代众人的组织纪律性可是相当强悍的，暂时出现思想上的偏差，并不影响大家逐渐回转过来。

所以现在中央的意见也很简单直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无论是对于整个北方局还是个别同志，都采取以教育说服的方式为主，逐步帮助他们调整思路。

另外再说起来，之所以现在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和过去几年土共的发展转变同样脱不开关系。

在与以王冥为首的国际派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从程刚那里获得了一手信息的伍翔宇，采取的自然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

简单来讲就是抓小放大，侧重于为各地苏区保驾护航，既要为其供应足够的干部，帮助他们提高军政水平，又要避免左倾路线对地方工作的干扰。

这事说来轻巧，实际做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只是派驻干部的问题，地方上也同样有着山头主义的隔阂。

尤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上，本地干部的那一套做惯了，若非遇到必须转弯的时候，一般很难把观念扭转过来，而外来干部又急于改变现状，以期获得同志们的认可，光是这里头便有着无穷的矛盾。

有时往往就是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偏偏互相看不过眼，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于是很容易将矛盾激化。

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内因，若是外部环境再艰巨些，失败局面再稍微多点，同时加上个别人员的挑动，结果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甚至因此杀得人头滚滚也并不稀罕。

所以在前面几年里，李润石、伍翔宇以及土共中央的一部分同志，确实是花了大力气，去提升各个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水平。

同时也得益于程刚带来的电台设备，从一开始就将各地相互串联了起来，必要时还可以由程刚自己运送文件和书籍，同时还能提供不少紧缺的物资。

精神与物质的双管齐下，这才造就了目前犹如铁锁横江一般的广大红色根据地。

只是这一套用在城市当中，就行不太通了，甚至可以说，本土派支援发展根据地的战略，在无形之中其实大幅削弱了城市支部的职能与权力。

毕竟按照一般的路线，土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肯定要通过各地支部来执行。